《人到中年》拍摄过程的风雨曲折（上）

电影《人到中年》1982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。围绕这部影片的摄制，先后出现了种种意想不到的曲折。现在看来，这些曲折又是特定环境下必然发生的现象。

反“左”，最先表现出勇气

谌容是位优秀的作家，她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深沉的笔调，创作了中篇小说《人到中年》。小说发表之后，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。那时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尚未完全落实，人们对小说涉及的一些问题褒贬不一，在报刊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。

1980年4月，北京市作协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，我在代表驻地遇到了谌容。与她寒暄时，得知北影和上影都因为《人到中年》“调子太灰”而不敢投入拍摄。我忙问：“把小说给长影怎么样?”她说她很欣赏腾文骥，希望由西安厂来拍。但是西影领导当时尚未表态。我说：“如果长影领导表态了，能不能给长影?”她迟疑了一下说：“我还是喜欢腾文骥。”我灵机一动：“如果你答应把拍摄权给长影，可以请腾文骥到长影去拍这部影片。”她说：“腾文骥说西影领导这几天就研究。”我说，不管哪个厂把它搬上银幕，都是好事，因为这部小说很好，只要搬上银幕就是对中国电影的贡献。回到饭店，我立即向当时正在北京出差的长影总编室主任请示，可否向谌容组稿(《人到中年》)。他很坚决地说不行，“这个小说调子那么灰，有人发表文章说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，你抓它不是找枪口撞吗?”我不相信这部小说是反党作品，认为恰恰是它超前地提出了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，而它反映的主题和塑造的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典型意义。当晚，导演孙羽从长春给我打来电话．催问剧本《绿色钱包》的创作进展，我趁机问他：“是否喜欢小说《人到中年》?要是喜欢的话，立刻跑步到苏云厂长那里去，问咱们厂领导的态度，明天早上八点我等你的电报!”第二天早上八点整，电报如期而至，全文如下：“长影同意将小说《人到中年》拍成电影，只望将结尾搞得再昂扬一些。”落款是厂长苏云。我立即拨通了谌容的电话，将电报的内容一字一句念给她听。她吃了一惊，说：“你们厂的反应也太快了。”我骄傲地说：“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嘛，党的传统作风就是雷厉风行啊。”她说她已经给腾文骥打电话催问西影的态度了，让我再等一个星期。放下这个电话不到一个小时，总编室副主任就给我打来长途，说苏云要我立即返回长春。

到厂后苏云一见我就问：“剧本带回来没有?”我乐了：“这个事还啷当着呢!作者让我们再等一个星期，西影不要了才能给咱们。”苏云着急地说：“你赶快给她发一个电报，把我们厂的坚决态度再表明一下。”我立即在他的办公室起草了一个电报稿：“我厂决定将《人到中年》搬上银幕，并将用最强的创作力量精心摄制，望将小说交长影拍摄。”苏云看过后将底稿在各位副厂长中间传阅，各位领导都说没问题，一致同意电报的内容。于是，苏云落笔签字，电报立即发出。一周后，我们收到谌容写来的一封信，信的大意是：长影的热情与作风使我深受感动，拙作蒙贵厂厚爱，《人到中年》我不给贵厂又能给谁呢?《人到中年》的摄制权终于花落长影，这让我们欣喜若狂!九月末，谌容到长春参加笔会。我和孙羽去见她。作为责任编辑和导演，我们向她谈了改编的一些建议和要求。她表示将尽快把剧本改出来，同时表示这个剧本不希望别人插手，而且她也只写一稿，绝不修改。我们当即答应了她的要求。

谌容改编的剧本《人到中年》寄来，竟长达15万字，基本上是小说的缩写，厂务会议在讨论剧本时，各位厂领导异口同声地表示无法拍摄。怎么办?我跟孙羽商量了一下，向各位领导表示：如果厂里认可这个题材，认可孙羽和我的创作实力，请厂里通过这个小说，至于剧本问题由我们来解决。苏云和时任剧本厂长的纪叶当即表示同意。长影的历史上第一次不是通过剧本而是通过小说投入拍摄!

压力，以“缓拍”策略顶住

剧本修改完成了，厂里也通过了，谁也没想到，有的角色的演员却找不着了。陆文婷的角色太有诱惑力了，前后有多名演员前来试镜头：有刚刚演完《天云山传奇》正走红的冯晴岚，有很有名气的实力派演员郑振瑶。但因为不言自明的原因，她们抱着希望而来，又都带着遗憾而去。傅家杰的演员定下了达式常，他早早就来到了剧组，为了演这个角色，他辞掉了其他剧组的邀请，但是独脚戏无法开拍。季节不等人，孙羽决定把剧组拉到北京去，先行开拍《绿色钱包》，然后继续找演员。

出人意外的是，长影准备投拍《人到中年》的消息竟然震动了相关的部门和领导。吉林省当时主管文教的书记把厂领导叫去问：“听说你们厂打算拍第二部《苦恋》?”文化部电影局的领导更直接发来指示：要拍《人到中年》可以，但是必须进行三个方面的重大修改：一是未来的影片里不要提房子问题，二是不要表现某某人出国的问题，三是不要里边的“马列主义老太太”这个人物。然而如果按这三条意见修改剧本，那还叫《人到中年》吗?我和孙羽坚决反对按这三条去修改。正在这时，中央发来了30号文件，其核心是在艺术作品中不宜正面表现“文化大革命”。于是，一股强大的压力自上而下，逼迫长影《人到中年》剧组下马。还没开拍，何言“下马”?但是，风向确实不利于这个戏了。从那个年代过来的电影人都知道，《苦恋》的问题是政治问题，是被中央点了名的。把《人到中年》上升到与《苦恋》相同的高度，这就非同小可了。厂务会议于是决定《人到中年》“缓拍”。为了防止作者误解，苏云和纪叶亲自去北京向谌容解释了“缓拍”的原因，谌容当时也表示理解。

穷追，靠执着赢得摄制权

很快，情况便发生了变化。谌容把《人到中年》的剧本稿费退了回来，而且听说她把小说又给了别的厂。一天苏云把我叫去，让我带上稿费到北京去找谌容，把小说再“抢回来”。我说，作为责任编辑，我的任务已经超额完成了，拍摄权不是我丢的。苏云说：“你的任务没有完，捡回来才算完。” 飞到北京，我从机场直奔谌容家。接待我的是两个孩子，但哥俩就是不说他们的母亲去了哪里。天已经黑了，我只好先去东方饭店住下再说。我真有点心灰意冷，看来，谌容是找不到了，先向在北京的朋友们打电话问好吧。于是我拨通了浩然的电话。浩然问我干什么来了，我说找谌容，还未找着。他笑道：“她现在广州，住在广州东方饭店8楼802号间”。我很惊喜，问他怎么知道得如此详细，他说，昨天花城出版社的总编在北京请几个作家吃饭，约他们到广州写东西。他在，谌容也在，饭桌上就分好了房间。他是因为北京有事，暂时没去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!我立即拨通了广州方面的电话。谌容问我找她干什么。我说我把《人到中年》的稿费带来北京了，我们厂还要拍摄。她说：“这个戏已经跟你们厂没关系了。”我一听急了，便对她说明，我们厂为了 筹备这个戏，已经花了13万元，达式常一直在等着，都等了快一年了。她很不高兴地问：“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?是让我赔你们厂13万?”我说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主要是为了不造成浪费，再说我们厂有决心、有能力把它拍好。她说：“你们已经不拍了呀。”我说：“我们没有停拍，而是缓拍。”我费尽口舌央求了半个小时，她也没有回心转意。